本文作者：刘彦国，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擅长：手汗症、肺癌、胸腺瘤、肺大泡、气胸等。

刘彦国教授

疫情这两年，有几个词经常被人提起，那就是“白衣天使”“逆行者”“医护人员”，在疫情期间，医护人员冲在了疫情的第一线。

但医生有时候也会面临着难以解决的问题，也会有无能为力的时候。就像北大人民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刘彦国，他是全国顶尖胸外科专家之一，他在面临父亲患肺癌的时候，也像普通人一样经历着无奈、挣扎。

以下为刘彦国教授撰文：

那是2017年11月的一个星期一，爸爸结肠癌手术后第4年例行复查。我陪他在CT室拍片。片子照完了，我带父亲先走。这时技术员把我叫住了说，刘大夫，您等一下。

我心头一紧，立刻意识到可能有情况。

回到CT机旁，我看到右肺下叶一个实性占位，直径约1.5厘米，周围型的。我盯着屏幕，心里一阵阵发紧。我知道，这很可能是结肠癌转移到肺了，但不知道有没有转移到其他脏器。

我在CT室站了很久才出去。爸爸问我怎么了，我说“没事，照的不清楚，技术员让我看了一下。”

我约了个全身的PET-CT。结果出来后显示肺里面确实是个恶性肿瘤，全身其他地方都没有转移。

好吧！谢天谢地。

晚饭后，我告诉爸爸说肺里有个结节，得再做个手术。爸爸半天没说话，而后问我：“是转移了吧？”我说不一定，也许是肺里新长的原发肿瘤。

他想了想说：“算了，别费劲了。年龄也大了……”我说：“能治好。”爸爸没说话，早早地睡了。

第二天起床后，爸爸问我：“你感觉能治吗？”我说能治。他说：“你掌握着看，如果要是不好治就算了，别费那事了。”我说好治。他说：“要那样的话就做去！”

我带着父亲办住院手续，就像他小时候带我看病一样。我陪他辗转在各个辅助科室做各项术前检查、去食堂吃午饭、去医院对面的咖啡馆坐着享受午后阳光、喝下午茶。我们不紧不慢，边走边聊，聊到这儿、聊到那儿。

星期三早上，我亲自陪爸爸进了手术室。在手术间外走廊等待的时候，朝阳从窗户外斜照进来，打在床上，打在地上，暖暖的。我搬了个凳子倚床坐下，爸爸在床上躺着。我发现，爸爸是老了，没有了我印象里的那种一贯的威严，而多了份慈祥。

他老了，像个孩子，眼神里充满着无助。

他问我：“你今年工作多少年了？”我说从博士毕业算起12年了，当胸外科大夫其实是17年了。他笑了笑没说话。

我看着窗户外发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说：“你当大夫要对病人好一点儿，不管是啥人，不管是啥家庭，谁病了都不容易，能帮上人家就多帮一把。”

还说：“你工作上要多操心，在命上打交道，千万不敢马虎。”

……

他一边说，我一边流泪。

八点四十分，主刀医生王俊主任准时进来了。王主任从切皮开始，一直做到冲洗胸腔。我坐在台下的一个角落里默默地学习。随后，我拿着切下来的标本去病理科，结果很快出来了——原发小细胞肺癌，不是结肠癌转移。

好在手术很成功。手术结束后，我同麻醉医生一起推他到恢复室。不多久，他平静地醒了，我说：“爸爸，手术做完了，很成功！”他点了点头。

此时妈妈在病房里焦急地等候，看到我把爸爸推回来了，泪水打着眼圈往下流。

晚上自己在病房里照护爸爸。我扶他下地，搀他在屋子里来回走。

二十楼的窗户外看出去，夜色很美，北京城灯火璀璨，平静而祥和。我给爸爸打水擦了脸、泡了脚、扶他睡下，看他睡熟了，监护仪显示各项指标正常，便放心地在沙发上睡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安顿爸爸用完早餐后，我去上我的班去了，忙碌的一天又开始了。

爸爸很遵从医嘱，饮食、活动、咳痰，一切良好。他推着输液杆，带着胸引瓶，从走廊的这一头走到另一头，又走回来，很刚强，很硬朗。

三天后拔除胸腔引流管，顺利出院。几天后病理结果出来了，12组淋巴结有一枚转移，属二期肺癌。

化疗，一个月以后开始。

爸爸问我：“你看不化疗行不行？”我说：“受点儿罪，将来不容易复发。”妈妈心疼爸爸，一个人在角落里抹眼泪。爸说：“那能成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