01

肺癌患者中，是否只有肺腺癌才能靶向治疗？

Rabin博士：并非如此。虽然肺腺癌患者的确有更大可能用上靶向治疗，但包括肺鳞癌、小细胞肺癌和大细胞肺癌患者群体中，尤其是不吸烟的患者，仍有一定概率存在靶向药对应的基因突变，可以靶向治疗。

比如说肺鳞癌，可能存在ROS1、MET、ALK等突变；又比如说小细胞肺癌患者，如果是由非小细胞肺癌转化而来，又不吸烟，那么也有靶向治疗的可能性。

02

所有肺癌都需要基因检测吗？

Rabin博士：目前美国正在扩大肺癌患者基因检测的人群范围，这有益于发现更多具有EGFR、ALK等常见靶点的患者。

除了确定靶点，基因检测还能帮助医生根据患者的肿瘤突变负荷、PD-L1表达等来引导后续的免疫治疗策略。

总之，肺癌基因检测，能帮助医生能更清楚的了解每一位患者肿瘤的特殊“指纹”，更好地指导治疗。

03

肺癌的核心靶点有哪些？患者是否需要全基因检测？

Rabin博士：肺癌基因图谱中，目前有EGFR、ALK、ROS1、HER-2、MET、RET、BRAF、NTRK融合、KRAS九大核心靶点。

虽然全基因检测检出的突变，可能与靶向药相关的并不多，但除了匹配药物，基因检测还有一些其他用途。

比如帮助医生分辨同一患者携带的不同肿瘤，是同一类（原发灶和转移灶）还是完全不同的肿瘤（原发灶和第二原发灶）。

又比如，一些不可靶向治疗的突变，有时可以引导医生判断患者是否适合某些临床试验，这对于标准疗法已无效的患者很有意义。

还有我们偶尔会发现患者具有FGFR、PIK3CA、CDK4/6等基因突变，这对治疗也是有一定意义的。

04

其他肺癌如果有EGFR、ALK等靶向药突变，疗效会比肺腺癌差吗？

Rabin博士：并不会。比如说我曾遇到的一位肺鳞癌患者，他携带有ROS1突变，使用靶向治疗后，效果和肺腺癌一样好。

对于肺癌患者来说，靶向治疗的疗效，主要在于癌症的驱动基因突变，而非具体亚型。因此只要存在可靶向的突变，理论上都有机会获得良好的疗效。

05

“突变丰度”和肿瘤突变负荷（TMB），与靶向治疗药效及耐药期有关吗？

Rabin博士：目前没有证据证实它们与靶向治疗的疗效、耐药期相关。不过对于PD-1等免疫治疗，PD-L1表达和肿瘤突变负荷(TMB)确实有一定相关性。

比如说PD-L1表达为阴性，但TMB高，则起效结果可能高；但如果PD-L1表达为阴性，且TMB低，则可能说明起效几率低。

06

基因检测里的“化疗敏感/不敏感”，对患者治疗有指导意义吗？

Rabin博士：我不会把它当成日常临床制定方案的决定因素。但如果一个肺癌患者同时可用两款各方面都较为相似的化疗药物，难以判定哪一个更好时，我可能会参考一下该项目。

基因检测里的“化疗敏感/不敏感”，并非来自于临床试验数据，而是基于假说。

07

术前、术后靶向药进行辅助治疗，能否降低复发风险？

Rabin博士：我们仍在学习、研究如何更好地将靶向药应用于肺癌患者的术前、术后治疗。目前在临床上，靶向辅助治疗用在EGFR突变患者群体中多一些。

除了EGFR突变，其他靶向药的相关研究也不少。比如我的一位IIIB期ALK突变患者，在完成根治术后，我和他探讨了关于术后靶向治疗是用于预防复发的可能性。虽然目前尚未有此类相关数据，但符合“医学逻辑”，于是后来他尝试了这种维持治疗。

又比如说，很多携带EGFR/ALK突变的患者，他们的肿瘤很大，我可能会考虑术前给予靶向治疗缩小肿瘤，让手术做的更容易些，同时观察能否降低复发风险；还有PD-1免疫治疗在术前的辅助治疗应用，一些研究的结果也显示不错。

08

如何制定EGFR/ALK突变的靶向治疗优选路径？

Rabin博士：对于靶向治疗的优选路径，EGFR突变这部分已经比较明确，但ALK突变比较复杂。

因为在EGFR突变患者中，奥希替尼具有明显优势。相较一代、二代各类靶向药，该药在无进展生存期、毒副作用及入脑效果等各方面都更好，因此作为优先选择是没问题的。

在ALK突变患者中，目前获批药物一共5个，分别为克唑替尼、阿来替尼、色瑞替尼、布加替尼以及劳拉替尼。